1925年冬天，胶莱平原的风开始带上了寒意。在青岛的一家医院里，一位瘦弱的年轻人躺在病床上。旁边的同志轻声说道：“王书记，山东的同志们还在等着您回去指挥呢。”年轻人微微一笑，但已经说不出话了。很少有人能想到，这位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不仅是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线上股票配资炒股门户网址，还是后来党史研究中充满谜团的人物之一。
王尽美的一生只有27年，但他却留下了八个至今仍然争议不断的历史谜点。这些谜点包括他的籍贯、祖籍、生辰、姓名，以及他是否见过列宁、是否出席过中共四大、后人的经历，以及唯一遗照的来源。每一个谜点背后，都隐藏着复杂的时代背景和曲折的人生命运。
确实，这些疑惑并非仅仅源于历史资料不足，而是由于资料太过繁杂、观点纷乱。要想理清这八大谜团，我们得从最基本的问题“人类起源”着手探讨。
一、老家和根的所在地：三个地方，一场村名之争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人们常常对“老家”和“根”的归属感到好奇和争议。就拿“三个县、一座村、两地同争”的情况来说，咱们来看看这背后的故事。咱们的故事发生在几个相邻的县里，每一方都声称自己是某座村的“老家”或“根”的所在地。就像是在地图上，这些地方因为一座小村庄的归属问题，互相较上了劲。这座小村庄，它的名字听起来既古老又神秘，仿佛承载着千年的故事。然而，就是这样不起眼的一个地方，却成了争论的焦点。每一方都有自己的理由，有的基于历史的痕迹，有的则依赖于文化的传承。为什么一座小村庄会引起如此大的争议呢？这背后其实反映了人们对家乡和历史的深厚情感。在中国的乡土文化中，每一个地名都不仅仅是地理位置的标记，更是连接过去和现在的纽带。对“老家”和“根”的认同，是人们对自己身份和归属感的一种表达。这样的故事并不罕见，它以不同的形式在各地上演。每一次的争议，都是对地方历史和文化的深入挖掘，也是对个人情感和集体记忆的尊重。在这场“三个县、一座村、两地同争”的故事中，我们不仅能看到地方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还能感受到人们对家乡深深的爱与眷恋。在这个充满争议的故事里，每个地方都有其独特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无论是哪一方最终获得了认可，这座小村庄都将因其背后的故事而被铭记。在追寻“老家”和“根”的旅程中，我们不仅是为了争得一席之地，更是为了保护和传承那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关于王尽美是哪里人，这个问题的答案真是让人头疼。
早年，有些书籍上记载他是“山东莒县人”，也有些记载他是“山东五莲人”或“山东诸城人”。乍一看，这些说法似乎有些矛盾。但仔细一看地图，或者实地走一走，就会发现其中的原因：他出生的北杏村正好位于这三个县的交界处。
北杏村位于潍河的弯道附近，北面是广阔的昌潍平原，南面紧挨着起伏的沂山山脉。这里的位置有点像一块“夹心饼干”。清末民初时，北杏村属于莒县，1949年以后划给了五莲县，1965年又改属诸城县枳沟镇。等诸城升格为县级市后，北杏村就成了我们今天熟悉的“诸城市枳沟镇大北杏村”。
因此，如果按照王尽美出生时的情况，他确实是“莒县北杏村人”；如果依据建国初期的行政划分，可以说他是“山东五莲人”；而现在根据最新的区划，他则是“诸城市枳沟镇大北杏村人”。不同的地方志和研究文章，根据不同的时间节点，自然会有不同的说法。
不变的，只有一个名字：北杏村。这地方以前没啥大名气，但后来，因为出了一个中共一大创始人级别的大人物，村民们干脆自豪地改名叫“大北杏村”。那份质朴的骄傲，让人感觉特别亲切。
家谱就像一个大圈圈，转来转去。祖籍又牵扯出另一层关系。
日照和潍坊两地方都把王尽美视为本地的名人，这点不难理解。原因在于，王尽美的家族根源并不在北杏，而是在五莲县的高泽乡后张仙村。当年五莲还没成为一个县，后张仙村归莒县管理。从过去的制度来看，王尽美也可以被称为“莒县高泽”的后人。
按照家族史和地方的探寻，王尽美的爷爷名叫王兴业，他1836年出生在后张仙村。原本，他家里有几座小房子，还有一棵需要两人合抱才能围住的老柳树，算是一般的农家。年轻时，他卖过豆腐，学过木匠手艺，奔波劳碌，最后找到了自己的生活道路，建立了家庭。但命运多舛，他接连失去了四个儿子，只剩下一个最小的儿子，也就是后来改名为“王在升”的人。
王兴业为了生活，带着家人离开了后张仙村，来到北杏村给大地主“见山堂”当佃户，住进了一间半低矮潮湿的草屋。王尽美就是在这样的草屋的土炕上出生的。今天，北杏村的“王尽美故居”就是当年那间草屋。
所以，祖籍在后张仙，出生在北杏，两地都算是他的“根”，只是地位不同。日照和潍坊两地同时以他为荣，并非无中生有，而是历史演变和行政区划叠加下的“共享”。
第二章：生日与姓名：一组数字，一串昵称生日与姓名，我们一生中两串特殊的符号，交织着命运与个性的密码。这些看似简单的字符，却承载了我们的出生日期和家族血脉的传承。生日，是我们生命旅程的起点，是时间轴上的一个坐标，标记着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姓名，则是我们的名字，是家人、朋友以及世界对我们的称呼，是独特的标识，让我们在茫茫人海中显得与众不同。生日，是时间的馈赠，每年的这一天，我们都会提醒自己又长大了一岁，经历了一年的风风雨雨，学会了新的知识，认识了新的朋友。生日不仅仅是年龄的增长，更是自我成长的见证，是迈向成熟与智慧的旅程。姓名，是文化的纽带，是家族历史的延续，是长辈对后代的期望和祝福。在中国文化中，姓名往往蕴含着父母的寄望、家族的传统以及对未来的美好愿景。每个名字背后，都可能有着一段故事，一段对未来的期许。这组数字与一串称呼，共同编织了我们的身份，定义了我们的存在。在日常生活中，生日与姓名成为了我们自我介绍、标记身份的重要工具，也是社会交往中不可或缺的元素。无论是在学校、工作场所，还是在社交场合，当我们说出自己的生日与姓名时，就是向他人展示自己独特身份的时刻。因此，生日与姓名不仅仅是个人身份的象征，它们更是连接过去与未来、自我与他人的桥梁。在庆祝生日时，我们不仅在庆祝自己的生命之光，也在庆祝那些陪伴我们成长、给予我们爱与支持的亲人和朋友。而每一次提及自己的姓名，都是在向世界宣告，我在这里，我独特，我珍贵。让我们珍惜这组数字与一串称呼，它们不仅是身份的标志，更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纽带，是自我与他人的桥梁。在生日的喜悦与姓名的自豪中，我们找到了自我认同，也感受到了世界的广阔与温暖。
说完“哪的人”，就得看“哪一年的人”。关于王尽美的确切年龄，历史上的争论也不少。
关于他的出生年份，流传着四种说法：1898年、1899年、1896年和1902年。前两种还具体到了月份和日期，后两种则比较模糊。
1918年的秋天，王尽美走进了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校门。学校里记录他信息的本子上是这么写的：“王瑞俊，字灼斋，二十岁，来自莒县。”这份记录是在1918年12月完成的，根据“二十岁”这个信息反推，我们可以大致确定，王尽美出生在1898年。
家里的人和小时候玩伴的回忆都能对上号。有人回想起，他出生在农历四月二十六。按照老黄历算，这个日子在阳历里就是1898年6月14日。这个生日日期后来被大多数的传记和百科全书采用。
那1899年的说法是怎么来的呢？1921年11月，王尽美前往苏联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满洲里填写入境表格时，亲自写下了“1899年4月20日”。这份表格上，“20”这个数字明显有改动的痕迹。有人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当时很多人不习惯使用公历纪年，尤其是在将农历出生日期转换为公历日期时，容易出现错误。
至于1896年和1902年这两种说法，大多是后来填写或回忆时出现的错误。1926年，铁路总工会在统计“革命战士”资料时，给他填了一个29岁的年龄，从而推算出1896年的出生年份。而“1902年生”的说法，则来自于1975年的一篇回忆文章，显然与一师学籍表上“1918年时已二十岁”的记录不符。相比之下，这两种说法的可信度很低。
咱查了查历史资料，发现6月14日这个日期最合理，而且很多人都接受了这个说法，基本上可以当它就是最后的定论了。
出生的日期只是一个数字，而名字则记录了一个年轻人思想成长的历程。
在北杏村，王家的孩子原本只是一个穷苦的雇农之子，要想读书几乎没门路。1905年前后，地主王介人请了个私塾先生，开了家学馆。少爷贪玩，挨不得打，王介人就让另一个穷人家的孩子当“陪读”，这样出错时可以由他代罚。
王尽美的老娘瞅准时机，亲自登门求情。学堂先生瞧见这孩子挺聪明，就收他进了学堂，给他起了个名，叫王瑞俊，字灼斋。这个名，是他年轻时候在知识界和进步团体里常用的名字。
1918年，他踏入山东一师的校门，那时的名字还是“王瑞俊，字灼斋”。到了1920年前后，他和一帮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搞了个“励新学会”，还自己主编了一份叫做《励新》的半月刊。他在刊头上署名“王瑞俊”，写着他的老家“莒县”，说自己年纪嘛，大伙儿都记着二十二、二十三岁。后来，北京大学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有一份会员名单，上面也写着“王瑞俊，山东莒县，济南中学”。
“王尽美”这个名字是后来才有的，而且听起来很理想化。
长子王乃征在一次谈话中提到，名字的改变大约发生在1921年左右，这个时间点与他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经历紧密相连，他的信念因此更加坚定，目标也更加明确，就是为创建一个理想的社会而努力奋斗。有一首诗《肇在造化——赠友人》里，其中“贫富阶级见疆场，尽善尽美惟解放”这两句，似乎成为了他改名的灵感来源。这两句诗不仅表达了他对社会不平等的深刻认识，同时也体现了他对自由和美好社会的追求。
现存最早明确记载“王尽美”这个名字的资料，是1922年7月由邓中夏主持起草的《劳动法大纲》请愿书，落款处有“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分部 王尽美”。之后，他经常用“尽美”作为笔名发表文章，渐渐地，“尽美”成了他的主要名字，而“瑞俊”则多用于老朋友之间或个人手稿中。
名字的事儿可真不少。之后，还有人用过“烬美”和“烬梅”这样的名字。在1923年的《工人周刊》上，他写了两篇文章，题目分别是《中国的兵祸和匪患》和《吴佩孚还想用武力统一吗？》，署名则是“烬梅”。到了1924年，在《十日》杂志上，他评论北洋政府的外交政策，还有中俄关系，这次用的名字变成了“烬美”。
几十年后，董必武在火车上写下了《忆王烬美同志》这首诗，也用了“烬”字。这首诗流传开来后，很多研究者一度跟着使用“王烬美”的称呼。直到王乃征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为父亲“正名”，相关的书籍和资料才普遍改回“尽美”。
三、列宁与“四大代表”的会面：是真实的交流还是模糊的记忆？在历史上，列宁与“四大代表”的会面，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然而，这段会面的真实情况却如同历史迷雾中的幽灵，时而清晰，时而模糊。那么，这究竟是真实的交流，还是人们心中的误记忆呢？让我们首先澄清一个概念，“四大代表”并非指具体的个人，而是一个泛指，可能包括了在特定历史时期内，与列宁有过重要交流的多位重要人士。在讨论这段历史时，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历史记录的完整性和准确性问题。在许多情况下，历史记录可能受到时代背景、个人立场和信息传播方式的限制，导致其与真实情况存在差异。那么，如何判断列宁与“四大代表”会面的真实性呢？一方面，我们需要参考当时的历史文献和记录，这些是了解历史事件的第一手资料。另一方面，也需要考虑后续的研究和分析，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证据和观点可能会逐渐浮出水面，帮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历史事件。然而，重要的是，无论这段会面是真实存在还是误记忆，其背后所反映的列宁作为一位革命领袖的智慧、策略和对未来的远见，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列宁的行动和决策，不仅影响了当时的苏联，也对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探讨这段历史，我们不仅可以了解过去，更可以从中汲取智慧，为当今和未来的决策提供启示。总而言之，尽管列宁与“四大代表”的会面的真实性和细节可能永远无法完全还原，但这段历史所蕴含的价值和教训，是跨越时空的。它提醒我们，历史是复杂的，需要多角度、多层次地去理解和分析，而这种探索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对真理的追求和对智慧的追求。
关于王尽美的争议，最引人注意的两点大概就是“见过没见过列宁”以及“是否参加过中共四大”。听上去挺吸引人，但仔细分析起来，情况就变得复杂多了。
"见列宁"的说法起源于哪里。
1922年1月，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王尽美以山东报界代表的身份出席，会后还到苏联考察了半年。这段经历，他在后来与同乡交谈时常常提起。
1924年底，他去北京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总会，结识了山东同乡王哲。两人随后一起去天津拜访孙中山，在天津的小旅馆里，一同住了一段时间。王哲回忆说，王尽美常常谈起访苏见闻，对苏维埃制度和列宁评价极高。几十年后，王哲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详细描绘了列宁办公室的陈设，并写道王尽美“参观了列宁办公室，并受到了列宁的亲切接见”。
这段描写非常细腻：书架、地图、软椅、小台灯，甚至连铅笔和剪刀都描述得清清楚楚，让人感觉仿佛身临其境。正是因为这样的细致描写，后来的话剧、连环画以及纪念馆的油画中，几乎都能看到王尽美与列宁的“会见场景”。
麻烦可能藏在对面的档案里。
张国焘，中共代表团的头儿，在他的回忆录里，详细描述了自己与列宁见面的那一刻。故事是这样的：苏方邀请了张国焘、张秋白、邓培，还有朝鲜的一位代表，一起去克里姆林宫，由施玛斯基领路，见到了列宁。他把那天的经过、谈话的内容、所有参与人员的名字都记得清清楚楚，并自豪地提到自己是中共中央委员中唯一亲眼见过列宁的人。
这就像是“王尽美见到了列宁”这个说法碰到了一个大难题。咱们再仔细查了查各种文件，像是参会名单、苏联的记录、共产国际的资料，都没找到王尽美和列宁见面的痕迹。
王哲1925年才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而王尽美早在1925年8月就去世了，他们不可能在苏联重逢。王哲所描述的列宁办公室布局，更像是后来听了别人讲述或者查阅图册后整理出来的。在解放后的政治氛围中，把烈士写得“更光辉一点”是很常见的倾向，这种心理也难以完全排除。
根据可靠资料，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冷静的结论：王尽美参加了远东各国共产党代表大会，认真学习并观摩了苏维埃的实践，但并未被列入列宁接见的名单。他对列宁的敬仰是真实的，“亲自见面”的说法却难以成立。
围绕中共四大的争议，思路也差不多。
中共四大在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在上海举行。一些党史书籍，如胡华主编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一卷）》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光辉的历程——从一大到十五大》，都提到“王尽美带病出席四大”。很多读者因此以为，这位一大代表后来又参加了四大。
这种说法最早来源于尹宽的回忆。尹宽是安徽桐城人，曾在法国留学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他被派往山东工作，与王尽美之间曾有过一些矛盾。解放后，他在回忆录中提到，是他起草了政治决议，并提议推举王尽美为出席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他还说，王尽美出席大会后，中央才正式决定在山东建立省委。
那时候，一部分资料里提到这个说法，慢慢就被大家当作是“事实”了。
可要是咱们再翻回那份会议的原始文件，你就会发现，事情的全貌和你之前想的完全不同。
中共中央在准备开第四次会议的时候，有这么一条具体的安排：“咱们的参会名额是这样的：广州那边有一个名额，上海也是，南京也有一个，济南也只有一个，北京有一个，唐山有一个，天津有一个，武汉有一个，长沙有一个，安源有一个，俄国那边有一个，法国那边有一个，青年团也有一个，还有一些特殊情况的名额也是一个。”在这些名额里，济南可算是最少的，只有一个代表名额。
根据当年参会人员的回忆，山东代表的名字是“尹宽”，而不是“王尽美”。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一书中列出参会人员名单时，将尹宽列为山东代表，没有提及王尽美。秘书郑超麟两次提到出席人员时，也都记录为“山东代表：尹宽”，名单中同样没有王尽美。
关键的是，咱们得查一查1925年1月11号到22号这十天，王尽美这位人物在哪里，忙些什么。
1924年10月，他已经患上了肺结核，但依然坚持在山东推动国民会议运动。1925年1月1日，青州国民会议促成会正式成立，他刚主持完活动，便在5日急忙赶回济南，推动山东国民会议促成会的成立。1月初，他又以孙中山特派员的身份来到青岛，住在连隍客栈，公开以国民党的身份活动，暗中则开展党的工作。
1月11日，咱们的大青岛报上登了一篇《王尽美启示》，上面说他现在已经来到了青岛，非常欢迎大家来找他，一起聊聊天，商量商量要开国民会议的事。到了1月17日，青岛国民会议促成会就像个小聚会一样，在胶澳教职员联合事务所里成立了。王尽美在会上给大家讲了讲自己的想法。这些都是有确切的日期、地方和参加人数的公开活动，大家都能知道。
从1月11日至17日，王尽美一直在青岛。由于上海会议从11日持续到22日，时间上无法安排。青岛活动结束后，他虽然在春节前短暂回了济南，但很快又在1月24日至26日组织了一场反帝反基督教的宣传活动。由于过于劳累，他开始咳嗽带血，随后被送进了医院。这些情况和“带病赴沪开会”的说法完全不符。
通过对比，尹宽回忆中的“推举王尽美出席四大”显然夸大其词，既不符合档案记录，也与事实行程不符。严谨的结论只能是：王尽美并未出席中共四大，山东代表只有尹宽一人。
四、传宗接代与老照片的来历：土墙上的印记与三代人的起伏生活在一个古老的家族里，每一块土墙都仿佛讲述着一段故事，记录着岁月的痕迹和家族的变迁。这里，我们要聊聊家族的延续与那些老照片背后不为人知的来历，它们如何成为了我们了解过去、连接现在与未来的桥梁。在每一张泛黄的老照片里，都能找到与土墙上的印记相呼应的故事。这些照片，或许来自祖父的年轻时代，或许是他与祖母的甜蜜瞬间，亦或是与儿时玩伴的欢声笑语。它们静静地躺在相册中，无声地述说着过去的生活，提醒着我们家族的传承不仅仅是基因的延续，更是文化、记忆和情感的传递。在家族的延续中，每一代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书写着历史。从祖父的坚韧不拔，到父亲的智慧与创新，再到我们的勇敢与探索，这一脉相承的故事，就像那土墙上的印记，清晰而深刻。这些故事不仅塑造了我们的个性，也成为了家族精神的基石。老照片的来历，往往蕴含着家族的秘密与情感的深意。或许它们是偶然间在祖辈的遗物中发现，或许是在家族聚会上被一位长辈不经意间提起。每一次翻阅，都像是在与过去进行一次对话，让我们得以更加深入地理解家族的过去，感受到那份跨越时空的联系。在探索家族历史的旅程中，老照片与土墙上的印记，成为了我们与过去连接的纽带。它们不仅记录了家族的辉煌与低谷，也见证了岁月的流转与人性的光辉。通过这些珍贵的回忆，我们不仅能够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根源，也能够汲取力量，为未来的世代留下更加丰富、更有意义的故事。
王尽美，这个年纪轻轻的英雄，只活到了27岁。他走后，留下的不只是历史上的谜团，还有一个家庭，失去了最坚强的依靠。
1915年，他完成小学六年级的课程，但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他不得不中途退学，回到农村继续务农。他娶了一个比他大一岁的女子，姓李，来自莒县东乡的庙后村。结婚后，生活依然清贫，家里主要靠租地耕种和找临时工作来维持生计。
在1925年的8月19日，他，在青岛这个地方，和世长辞。青岛的党组织办了个简朴的告别仪式，然后小心翼翼地送他回到北杏村，安放于地下。那个时候，家里的情况可不怎么样：七十多岁的祖母，五十岁的母亲，不到三十岁的妻子，还有两个嗷嗷待哺的小家伙——大儿子王乃征，刚过七岁，小儿子王乃恩才三岁。这下，三代寡妇加上两个孩子，日子可想而知，一定过得相当艰难。
当年，有位负责护灵的同志，他心生善念，希望可以带那对兄弟去青岛，让党的组织来照顾他们。可是，王尽美的母亲深思熟虑后，礼貌地回绝了，她坚决认为，自己要承担起抚养这两位孩子的重任。
兄弟俩的人生轨迹，就从这一刻开始有了不同的走向。
王乃征先是在北杏村的私塾读书。后来，他母亲去世了。奶奶一边辛勤劳作，一边继续供他上学。为了让孙子有个出路，她把王乃征送到莒县城里念高小。那时候，军阀混战，匪患猖獗，连北杏村也被土匪刘黑七占过。家里日子过得紧巴巴，供两个人上学已经很困难。因此，弟弟王乃恩只能主动让出读书机会，早早跟着奶奶下地干活。
王乃征从县城的高小转到枳沟的高小，毕业后考入诸城的省立十三中。抗战爆发后，他于1937年10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受组织派回乡建立党支部，组织游击队，弟弟王乃恩也加入了其中。到1938年，这支队伍已经从最初的几十人发展到两千余人。
在国共合作的时期，这支部队被纳入国民党高树勋的队伍，被称为“独立旅”。后来，当蒋介石转向反共时，王乃征带领大部分队员加入了山东纵队二支队，继续在敌后进行抗战。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他挺身而出，主动前往东北的前线战场，加入到辽东军区的队伍中，参与了辽沈战役和“四保临江”等关键战役。随后，他在东北军区机关里，担任起了军务部部长的重要职务。时光流转，到1966年，他已经成长为吉林省军区的参谋长和副司令员，为国防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后来，他被任命为顾问，直到1983年，他才正式离休。2009年，这位为国家奋斗了一生的英雄，以90岁高龄辞世。
王乃恩的人生经历，更反映了那一代革命者家庭的起起落落。
全国解放后，他南下工作，担任过浙江义乌县委副书记。1954年，他被调到浙江省委组织部，后来又到上海华东局组织部任职。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为出身和家庭背景，他和妻子都被打倒，甚至被关进“牛棚”。1969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九大开幕词中提到王尽美，对其革命贡献给予肯定，这才使王乃恩脱离“牛棚”重新工作。粉碎“四人帮”后，他先后在上海川沙县和市工交系统担任重要职务，后来参与筹建市交通办，担任副主任，直到七十岁退休。
王家的后代中，既有军队的高级干部，也有科技和医学方面的专家。王乃恩的长子王明华，1941年出生，现在是浙江大学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在光电子学领域很有成就。女儿王爱华，1951年出生，一直在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做临床实验诊断工作，职称是教授。他们的成长经历，与早年北杏村里的那间草屋形成了鲜明的时代对比。
关于王尽美的“后代”问题，史学界也在关注另一个“小事”：他究竟留下了多少照片。
在我们国家刚成立的时候，这个事情居然跟毛主席有关。1949年9月，大家齐聚中南海怀仁堂，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休息的时候，毛主席跟山东代表马保三聊天，突然提到了王尽美这个人。毛主席特别嘱咐，希望山东那边能好好整理王尽美的历史，多搜集一些他的遗物。毛主席还回忆说，王尽美个子高高的，耳朵大，说话沉稳，大家都叫他“王大耳”。
马保三回到山东后，省委很快就安排专人负责这件事。团省委的干部张建华被派往北杏村，去寻找那些遗失的东西。
到了村里，他看到的只有王尽美的母亲——一个孤身一人生活的老人。老人一听是来寻找毛主席留下的东西，先是激动，随后又难过地说：“那些东西都没有了线上股票配资炒股门户网址，都被土匪抢光了，只剩下一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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